新世纪的阅读,伴着丛林般的链接和频繁的鼠标点击,正变得越来越随意和轻松。古籍仿佛已退隐出寻常视线。但若说国人已经完全远离了传统经典,是不确切的,老庄、唐诗、宋词仍是很多人的枕边物。只是当《书目答问》这样的书已不再是读书人的入门读物时,面对卷帙浩繁的古籍、愈来愈陌生的繁体字和各家注本,人们的阅读变得颇费工夫。所以我们依然需要古籍整理,为保存为学术,也为更多的普通读者了解传统经典。
不久前,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李学勤先生主编的《十三经注疏》,在此之前,该书只有中华书局出过影印本,叶圣陶先生主持编过索引,阅读极为不便。该整理本选择了十三经公认的最好底本——清代阮元的底本,并整理了从未整理过的注疏。首先问世的是简体横排本。据该书的责任编辑马辛民介绍,为了适应不同的读者的需要,7月将印行繁体竖排本,台湾已经预订了一千套。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表示:这个新整理本是目前最好的版本。
无独有偶,商务印书馆著作编辑室也出版了简体横排的新编国学基本丛书,最先问世的是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、《全汉文》、《全后汉文》(清严可均辑)等。这个商务印书馆百年华诞时成立的著作编辑室,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恢复老商务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旧时业绩。同时,一向以繁体竖排行世的《二十四史》新近也由中华书局出了简体横排本。
三家大出版社同时选择简体横排,说明亲近古籍的方式将有所改变。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,已整理的简体横排古籍往往是他们的首选。对于影印和繁体竖排,很多人表示阅读时有相当的困难。当然在繁简转化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,有些字在特定的语境里如何简化值得好好推敲。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这种做法还是起到了普及推广古籍的作用的。
把目光移开经典,再看遗珠遍地的地方古籍。笔者在常州查阅古籍时,就发现像家谱、作品集的有些版本为当地仅见。如果不及时整理,很有可能就湮没了。从新闻出版署的一份材料看,截止到1997年底,全国古籍出版专业社已达21家。加上地方政府的支持,这些年来做出了许多整理成果。前几年如《长白丛书》、《岭南丛书》、《豫章丛书》等。今年问世的江苏地方文献丛书,从1985年立项,历时15年才推出第一批20种,在内容和底本的选择及校勘方面均得到了专家认同。考虑到民族、医药古籍的特殊性,还建立了中医古籍出版社、藏文古籍出版社。北师大古籍所受卫生部委托还曾专门开设了“中医古籍整理进修班”,为整理医古籍培养人才。《本草纲目》(华夏版)的整理者刘永山先生几乎以一人之力,费7年之功,以两个版本为主校本,参校了24个版本,得校注100万字,是医古籍的重要整理成果。少数民族古籍如《丹珠尔》(藏文)、《医药志》(哈萨克语)、《端智嘉全集》等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奖。
再把目光投向由于各种原因散落海外的古籍。刘半农先生当年在法国阅读敦煌文献的感人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据商务印书馆著作编辑室的常绍民副编审介绍,目前他们正和哈佛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、伦敦大学等海外藏有珍稀中文古籍的机构合作,在今后陆续推出《中国古籍海外珍本丛刊》,由季羡林先生任总主编。经过专家的选择,目前已从哈佛典藏中选定了100种,包括儒学经解、文字学、谱牒、方志、工程记等20多个类别,采用影印的方式出版。出版后对一些专门史的研究将有很大的裨益。
诚然,外界的喧嚣和市场经济的冲击,使古籍整理一直面临着困难。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、北大博士生导师杨忠先生说,近年来在古委会领导下完成的重大项目有北大古文献所负责的《全宋诗》(72册,1998年出齐),历时12年。正在进行中的有《全宋文》(川大古籍所,共180册,因经费困难,目前出版了50册),《全元文》(北师大古籍所,共40册,目前出版了15册)、《全明诗》(复旦古籍所,稿子已完成大半,仅出版了两三本)、《清文海》(南开古籍所,稿子完成了很多年,但出版仍在等待中)等等。要使古籍整理工作健康发展,需要解决以下问题:
一、古籍整理往往是十几年几十个人共同努力的成果,个人的作用不能凸显。在牵涉评职称等实际问题时对集体成果应该有个合理的评判标准。
二、改变学界轻视古籍整理的认识。学界有人不把古籍整理看成是科研成果,而仅仅视作标标点点。其实整理者需要进行大量的辑佚、辨伪和考证,同样也付出了艰苦的学术努力。
三、整理出版需要大量经费。而目前古籍整理中出版补贴和科研经费是分开的,书的出版未必能得到出版补贴,造成整理成果难以面世,建议两笔经费应用到一处。
四、加快人才队伍的培养,保持队伍稳定。随着老一代专家学者的凋零,大部分的担子落到了中年学者身上,从事这项工作的年轻人则全凭责任心,生活比较清苦。应尽快改变这种状况。
值得欣慰的是有很多后学投身于此,北大计算机系的一位毕业生考研时就选择了古典文献,弃“热”投“冷”的原因,只答以寻常“喜欢”二字。
从1981年春夏间陈云同志两次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至今已19年了,其间送走了多少德高望重的老专家,白了多少青年人的黑发,也许只有那些被整理出版的古籍自始自终作了见证。陈寅恪先生在《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》中说杨先生做学问,“寂寞勤苦,逾三十年,不少间辍,持短笔,照孤灯”,但“与彼假乎功名,因得表见者,肥瘠荣悴,固不相同,而孰难孰易,孰得孰失,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”。王季思先生生前曾有诗云“薪火相传光不绝,常留双眼看春星”。因着这些前辈学者的殷殷期待,无论物欲的冲击有多大,仍会有人在这条寂寞的文化传承之路上继踵争先。